近年来“日本学”成了显学，人们似乎希望从日本的经验和历史中找寻中国的未来。以下这五部书籍便是我筛选出的关于日本战后经济、社会的著作。
《繁荣与停滞》
作者: [日]伊藤隆敏
原名：The Japanese Economy
ISBN: 9787521741667
日本经济的停滞肇始，据《繁荣与停滞》所言，发生在1973-1974年间，平均增长率从10%下降到5%。而导致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从投资来讲，是由于人们对未来增长的悲观预期导致投资减少；而人们的悲观预期则主要源自石油危机。而日本经济在1991年经历了资产泡沫（不动产、动产、证券）破灭，随后失去的20年（1992年-2012年，年均实际增长率为0.8%，名义增长率为0%），从需求来讲，则是由于货币和财政政策迟迟没有转向扩张，而采取偏紧缩的政策（这在安倍上台之后有所改变）；从供给来讲，则是由于诸如生育率下降等结构性因素导致的劳动力人口下降。且不同于其它发达国家可借助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作者认为日本缺少“破化性创造力”的制度土壤，导致后赶超发展时期，生产率提升乏力。然而这个“失去的20年”也有其好处：日本的人均工作时长减少、带薪假期增加。作者认为这是由于自1980年代后期，人们有意减少了在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工作时长。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赶超与高速增长，被认为是东亚模式的开创者与优等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泡沫经济的破灭使其陷入长期停滞，亦足以令其他东亚经济体警醒。然而，此一时赶超的密码和彼一时停滞的枷锁，实为同一套制度安排，变化的是经济发展的阶段。
日本经济学者伊藤隆敏和星岳雄合著的《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对日本二战后发展阶段与制度安排的互动给出了全景式描述与分析，史论结合、洞见迭出。
一、赶超的密码：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一般规律
作者指出，日本经济赶超的制度安排，并非自主选择的。盟军在占领日本不久后，便推出一揽子使日本经济民主化的措施，主要包括拆分财阀以反垄断、土地改革以创造跻身中产阶级的农民以及劳工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日本快速恢复经济生产能力，而是要摧毁其不民主的经济结构。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些制度安排瓦解了日本战时的命令经济体制，催生了金融体系中的主银行制，强化了劳动力市场中的终身雇佣制，意外地成为其赶超的密码，创造了更富竞争力的经济体制，助推了日本经济的起飞。
东亚模式的核心机制是出口导向战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其他实现高增长的后发东亚经济体也遵循了这一规律。但往往被忽略的典型事实是，日本出口的高速增长是以进口替代相对充分的发展为前提的。二战前，日本通过初级产品的进出口替代从农业国家发展成一个轻工业国家。二战后，进出口替代得以短时间内在重化工领域重演，这得益于朝鲜战争带来的强劲外部需求，使得日本的初级进口替代品（如棉纺织品）出口快速扩张，为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积累了资本，也得益于来自美国的直接资金援助以及重化工业技术转移。1955-1973年，日本重化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2%，带动经济增长率达到9.4%，迎来“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因此被誉为东亚模式的开创者和优等生。
二、停滞的枷锁：泡沫经济中的政策刹车
日本高速增长的持续，塑造了民众对其赶超的密码的迷信。在这期间，小幅的衰退虽然总是引发人们对高速增长行将结束的担忧；但增长很快恢复，实际的经济增长甚至超过当时最乐观的估计。几个来回后，越来越多的民众成为相信高速增长将长期持续的“多头”。
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即便经济增速已经放缓，但以股票和土地为代表的日本资产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还是出现了异乎寻常地上涨，短短几年内翻了两番，其中大城市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更加剧烈。资产价格最终上涨到不可持续的地步，然后不得不开始回调，泡沫的破灭才让人们意识到了泡沫的存在。
从直观的原因来看，泡沫的破灭源于货币与监管政策突然收紧。一是1989年起日本央行渐次加息，再贴现率从1987年的2.5%调到1989年5月的3.25%,再到1990年8月的6.0%。而此前，为应对《广场协议》以来的出口下滑与通缩输入，日本央行实施了一系列降息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助推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二是房地产贷款监管收紧。1990年3月，大藏省颁布限制向建筑、房地产和非银行部门发放贷款的数量，释放抑制地价上涨的明确政策信号。大藏省还提议在征收房地产税的基础上，对在高价格地区拥有大量土地的所有者征收额外的土地税。
作者指出，政策转变为急剧膨胀的资产价格踩了刹车，特别是抑制地价上涨的政策得到了社会支持，因为彼时的房价对大多数首次购房者而言太贵了！但是，刹车之后资产价格掉头向下，且速度之快，影响之烈，显然超过了政策制定者与民众的想象。资产价格下跌导致资产的财富效应和抵押效应反转，股票和房产贬值，人们出于对未来的担忧，相应地减少了消费支出，总需求下降，供给侧企业的生产也在收缩，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全面衰退，经济陷入停滞。1992-2012年，即“失去的20年”中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0.8%，名义增长率为0%，表明其总需求下降程度快于潜在的总供给，日本经济饱受通缩之苦。
这里，有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即政策转变的时机。从理论上讲，杠杆推升的资产泡沫不可持续，其破灭会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先发制人刺破泡沫似乎是合理的，总比听之任之自然破灭带来的损失小。1985-1989年，房地产价格翻了两番，实际上到1987年时就已经翻了一番，此时出手似乎可将泡沫扼杀在萌芽状态，或许可实现高位企稳，即便有阵痛，代价也会小一些。但困难的是，监管机构需要在1987年就清楚地识别泡沫及其大小并充分地认识到泡沫破灭的灾难性影响。更困难的是，这一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日美贸易冲突等外部冲击的需要，资产价格的上涨是其非预期的政策后果，实际上并未能够吸引足够的政策注意力，高速增长幻觉下的民众反而认为这是经济基本面支撑的繁荣。
若日本选择在更晚的时机刺破泡沫，是否代价更大？历史不容假设，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三、艰难的转型：创造性破坏经济机制的生成
乍一看，日本泡沫经济中的政策刹车，似乎成为其停滞的枷锁，在随后的20年内都未能再次成功地解锁。但从深层次的原因看，作者认为真正造成其停滞的枷锁，恰恰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赶超的密码，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安排未能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及时进行适应性调整，适合承接技术转移的发展模式无法驱动前沿创新。
在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创新往往来自初创企业，但日本企业受终身雇佣制的束缚，劳动力从过剩部门向短缺部门的转移难度较大，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产业中处于劣势。高速增长阶段在传统制造业中行之有效的企业专用型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的创新不再有效。日本的主银行制对有抵押物的制造业发展有很好的支撑作用，但难以为缺乏抵押物、高风险高回报的信息技术企业提供有效融资。
那么，能够穿越“此一时、彼一时”实现持续繁荣的密码是什么？作者给出的回答是“创造性破坏经济机制”。实际上，每一个东亚模式的经济体，高速增长回落后都普遍面临从要素投入红利向要素组合红利的转型，即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创新驱动是果，政策制定者真正需要谋划的是驱动创新，建立“创造性破坏经济机制”。作者指出，这一机制的核心构件包括：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体系；提供高质量、多样化和流动性风力资源的劳动力市场；各产业、大学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以产生源源不断的创新理念、产品和业态；大型成熟企业和小型初创企业共同成长的产业组织；鼓励创业的社会制度；协助初创企业建立并发展的专业人士。
上述制度安排共同构建了创新的生态系统，创新的集聚也往往能带来更大的创新，“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机制”就这样持续地推动增长与繁荣，实现对“停滞”的终极解锁。
但这一转型，必将是艰难的。
《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经济1989-2019》
作者: [日]小峰隆夫
原名：平成の経済
ISBN: 9787213100499
《日本激荡三十年》提供了更多微观的细节。譬如自资产泡沫破灭以来，在日企占主流的长期雇佣开始让位于短期雇佣，资历排序让位于功绩排序。这些无不彰显着“美国化”的改革趋势。染而变化之中亦有不变：日本的失业率不仅比美国低，其波动幅度也比美国的要低。日本企业更多倾向于采取集体降薪的方式来应对经济周期。
改革开放40年，进入深水区，在经济保持长时期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不断面临新的问题。“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避免落入拉丁美洲中等收入陷阱”，都是近年高频话题。尤其2008年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房价，2015年的股市泡沫，像是日本平成时代经历的重演。果然如此吗？
平成是日本第125代天皇明仁的年号，使用时间为1989年1月8日至2019年4月30日。“平成”年号出自中国古籍，《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以及《尚书·虞书·大禹谟》之中的“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取其“内外、天地能够和平”的意思。这个年号大概是从“昭和”动荡走出的日本人民对新时代寄予的美好愿景。但平成伊始，就似乎注定了既不平，也难成，整个平成时代，日本都深陷于与泡沫经济破裂后的衰退与通缩的斗争，平成时代也因此被历史贴上了“失去的三十年”标签。
《平成经济》是从宏观经济视角，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泡沫的形成与破灭、金融危机与通货紧缩、政策的转向、小泉改革、民主党主政及最后的安倍经济学。个人最关注的就是泡沫经济的形成，及与中国经济的对比。
关于泡沫经济，本书主要归咎于为刺激内需而颁布的经济政策及日元升值的影响。但李奇霖、钟林楠的《读日本金融监管史—因与果》（2017）中分析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前提是过剩的流动性与极其放松的金融监管，也颇值得关注：
“房地产泡沫。日本央行与银行局对当时日本银行业向房地产领域贷款额大量增长、迂回贷款逃避监管流向房地产领域的行为不作为。从1981年至1990年，日本银行业直接对不动产领域的放款比例从5%左右提高至10%。与1985年相比，日本对房地产领域的贷款增加了近30万亿日元，增长率达到210%。在大量资金流入土地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下，日本的房价与地价疯狂上涨，六大城市土地价格指数从1980年的67.8点飙升至1990年的276年，十年间净增超过200点。
股票泡沫。当时进入日本股票市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两方，一是在日元升值、日元资产收益率较高的吸引力下流入的热钱；二是日本国内企业、居民与金融机构的资金。对于前者，1984年放开资本管制，实现自由流动为其创造了通道与机会。1989年4月东京外汇交易市场日均交易额为1152亿美元，比1983年4月的125亿，扩张了近8倍。如此大规模的国际游资进入股票市场，很容易使股票市场暴涨暴跌，带来市场的不稳定。对于后者，当时日本兴起了一种名义“特定资金信托”的理财产品，它刚兑且几乎不违约，给国内资金进入股市提供了安全的通道。大量资金借此进入股票市场。”
1.对比中国与日本的房地产和股市。
如果说2008年四万亿之前，中国楼市是上涨，那此后的十年就只能说是疯狂上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从2011年至2021年，房地产贷款占比从19.6%增至27%，余额增加41.44亿元，无论从规模占比，到绝对增量，还是贷款余额占GDP比重，都远远高于日本80年代水平。不同的是，日本是商业地产领跑，中国房地产市场则是住宅价格较商业地产坚挺，所以城市化需求对中国房地产增量仍占较大影响（此处实在不想再去找数据展开了）。另一点较为欣慰的是，在2016年达到高峰后，房地产贷款增速放缓，增量占比逐年下降，流向房地产的资金得到控制。**
截止至2022年6月30日，上证指数历史最高点为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之后的一年，跌去了73%，于2008年跌至1665.93点。7年之后，中国股市再次进入疯狂牛市，上证指数于2015年年初的3200点，不到半年时间内，飚升至6月15日的5178.19点，半年涨幅近60%，但紧随其后的就是指数跌停、熔断、千股停牌的罕见股灾。引发日本股市泡沫破裂的是日本取消特定信托基金政策，同样的去杠杆引发的股市泡沫破裂，在中国表现为2015年股灾，A股疯牛行情在恒生电子HOMS系统被叫停下嘎然而止，大规模场外配置资金技术路径被切断，有数据推算2015市场总的投机游资规模约7万亿元。
股市泡沫破裂后，中国与日本在资产价格表现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日本“股价在1990年1月以后迅速回落，约1年之后，地价也开始回落，泡沫经济走向破灭。”就中国的资产价格而言，股价与地价未形成同步，2015年股市泡沫破裂后，对地价基本未造成明显影响，中国首次地价回落的新闻最早见于2019年，当年亦恰逢房地产贷款增量拐点出现。所以，股市泡沫破裂，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极为有限，并未出现日本的衰退与通缩，原因如下：
资本市场开放度差异巨大。日本1984年开发资本管制，国际游资可以自由进出，而大藏省也未能对跨境资本加强监管。经济过热时，资金流入催生泡沫，破灭后资本加速退出日本市场，使上涨和下跌曲线都更为陡峭，放大了对市场预期的影响。
配套的经济政策不同。去泡沫过程，日本是短时间内货币政策与监管同时收紧。监管方面，出台《角谷通告》，废止“特定资金信托”等，阻断股票市场资金来源；同时发出“关于限制与土地相关的融资”通知，收紧房地产融资。货币政策上，基准利率从1989年初的2.5%，连续5次加息，1990年8月基准利率提至6%，大量流动性被收回。货币政策的无差别打击，对经济造成全面影响。
在对房地产及股票市场有针对性的去杠杆政策下，中国人民银行从2011年11月至2022年4月，连续降准22次，其中全面降准13次，定向降准9次，持续放松银根。同期，基准利率从6.31%将至3.7%。货币政策方面没有出现急刹车，始终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保证了限制行业以外的货币供给。在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点刹还是踩死，做到相机抉择也是对决策者的智慧考验。
所以，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也出现了地产热与股市泡沫，但驱动泡沫形成的资金结构，及应对泡沫的配套政策不同，就目前中日两国所表现的宏观经济走势也会不同。
2.关于景气与预期
泡沫破裂后，日本不久就陷入通缩的泥沼，虽然1995年以后经济一直在低基准利率下运行，并于2016年引入负利率，但始终未能达到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即使在泡沫后两次长期的景气复苏期中（2002-2008，2012-2019），但国民始终没有走出景气衰退的实感。预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应该是原因之一。
再看回国内，2022年疫情对经济冲击不容小觑，财政吃紧、企业裁员、公务员降薪，要警惕消费预期持续减弱。
3.关于不断恶化的财政赤字与老龄化趋势下的社会保障。
最同病相连之处，就是老龄化趋势下的社会保障的支出压力。从小泉、民主党到安倍，社会保障都是执政期间的重要内容，育儿与社会保障更是安倍经济学“新三支箭” 主要构成。
书读完了，但review有点严重跑题，第一次读日本经济史，整体来讲收获还是很大，内容三星半，翻译太渣再减一颗星，太多经济学术语翻译错误。
《失去的三十年：平成日本经济史》
作者: [日]野口悠纪雄
原名：平成はなぜ失敗したのか (「失われた30年」の分析)
ISBN: 9787111698159
相比之下，《失去的三十年》则更像一本机场读物。信息很少，且没有什么逻辑连接。
支持杨的后发劣势理论，东亚经济发展前期发展是依靠产业转移而非内生创新，也是后期瓶颈的原因。
亚洲经济模式，即银行主导融资、僵化的大型集团掌握经济命脉、政府提供很多国营经济服务民生、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政策对市场强干预，的模式，在前期优势巨大，在后期成为发展的瓶颈。
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通过投资拉动需求有很强的边际效用递减。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在投资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持续提升劳动生产效率。
战后东亚发展中第二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当前第二产业衰退，消纳的就业人口持续下降，第三产业必须承担经济发展和消纳就业的重任，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如何从第二产业发展思维转型是大问题。
三驾马车当中的出口和投资出现瓶颈，供给侧改革提升生产效率不明显，必然会导致就业需求萎缩和收入水平停滞不前；需求侧是如何提升收入水平拉动内需，当然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如何在当下的大环境和方向上发展第三产业是个问题。
国内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关于近邻日本的两个问题在今年流行起来，一是国内经济发展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面临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是我们能从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恰逢假期前许小年教授发文《浅析日本失去的30年——兼评“资产负债表衰退》，内容凝练深刻，在此一起作为学习复盘笔记。
我们首先从时间上精确划分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第一个十年是从1989年（日经指数达到历史高点，经济泡沫崩盘）到2000年；第二个十年是从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开始金融改革）到2011年；第三个十年是从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开始安倍经济学）到2022年疫情结束。
第一个十年经济泡沫破灭，导致资产迅速贬值，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瞬间恶化。但此时日式的主银行制度和财团制度提供了否认问题存在空间，问题发生后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对相关企业的问题进行有效处理（不管是破产、重组、还是注资救市），而是企图通过财务魔术掩盖问题，导致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美国能够迅速从08年经济危机和资产泡沫破灭中迅速清算迅速反弹，日本只能一烂到底。
第二个十年是小泉政府处理金融机构的坏账和经济自由化时期，总的来说是为了打破之前的经济和企业结构。Michael Oswald在《日元王子》中，用更加激进的手法来展现这一时期，甚至把日本经济泡沫描绘成是日本银行为了扳倒大藏省和老化的日本财阀、主银行机制而精心谋划的阴谋论。这一时期的相互要任务是处理银行的不良资产，让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从8%下降到2%，并且通过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私有化改革，打破日本原有的财阀经济结构。
这个阶段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类似90年代朱镕基的改革 + 美国经济危机之后的改革。
- 对尾大不掉的国营经济进行私有化，对僵化的大企业供应制度进行改革；
- 成立国有的不良资产公司处理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的不良资产；
- 制定《金融再生计划》，对金融机构严加管理；
- 央行配合政府购买公司股票，支撑股价，注资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
小泉对日本邮政私有化的改革想必大家印象颇深，不再赘述。其他私有化的国营经济还有日本高速公路等。小泉在任期间极力推行民营化和市场化，打破过去固有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改革企业用工制度，如推行合同工制。
2002年，日本政府公布了竹中平藏（小泉从庆应义疏大学找来的外部专家）主持制定的《金融再生计划》，修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金融再生计划》的要点有三：（1）严格核定不良债权；（2）充实资本金；（3）强化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金融厅颁布新的资产质量分类方法，制定基于DCF（折现净现金流，Discounted Cash Flow）的核定标准，由第三方注册会计师计负责审计，若不达标，要求银行限期整顿改正。
日本政府成立了产业再生公司（IRC）、化解与回收公司（RCC，Resolution & Collection Corp）、和银行持股购买公司（BSPC，Banks’ Shareholding Purchase Corp）等不良资产处理机构，类似1999年我国针对国有银行设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收购银行的不良债权，接管和重整破产企业。BSPC的另一使命是改造日本的金融-产业结构，购买银行持有的公司股票，再到市场上出售给投资者，削弱或切断银行与企业债务人的股权关联，矛头直指传统的主银行制。同时央行配合政府购买公司股票，支撑股价，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发放紧急贷款，缓解市场恐慌情绪，防止破产的连锁反应。
这个时候日本一定程度上依靠日美循环实现经济增长，即日本生产产品出口美国，贸易顺差下的大量外汇盈余反过来投资于美国国债为代表的美国市场，资金回流美国，推高金融资产价格，降低融资成本，美国有更多的钱来购买日本产品。通过以上日美循环，日本借贷给美国消费，催生美国债务危机和经济泡沫。美国经济泡沫破裂，通过日美循环直接带崩日本经济。
中美之间同样存在以上经济循环，美国在21世纪初的金融市场繁荣，一定程度上也是依托了中国外汇盈余的回流。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开启通过信贷扩张支持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日本也用，但效果不好，一方面是日本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不好，一方面是日本已经进入投资边际效用最低点，中国才刚刚开始。
第三个十年是安倍晋三在经济危机之后，企图通过凯恩斯经济学重新振兴日本经济，主要做法是量化宽松、扩大公共财政、发展民间投资等一系列所谓安倍经济学。当前日本经济发展进入瓶颈，主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失效。第三个十年，日本另外的经济动力是中国的高速崛起，快速发展为接近20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对日本的高端产品和技术需求巨大。
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供给侧改革，依靠技术提升生产效率，但同时需要关注需求端的三驾马车，即内需、出口、投资。投资的核心是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如果无法提升生产效率，投资的边际效用就会递减，从而降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显著降低投资的回报率，企业便没有意愿进行商业投资，金融机构在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也无法对外完成大量贷款。政府和国有企业可以进行非商业化的投资，不以投资回报率为最终衡量指标。但这样的凯恩斯主义就像兴奋剂，存在显著的边际效用递减。如果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指标，加大凯恩斯政策i力度，就会导致天量投资变成烂账在未来暴雷。
凯恩斯主义下的投资，对应的是后发优势，此时投资能够大力提升生产效率，回报率非常高。但是当前日本产业已经全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再具有后发优势，投资也达到了边际效用的瓶颈，无法提供预期的经济增长，甚至无法提供预期的通胀。
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全球化是好的，亚洲国家的全球化是有害的？
以美国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核心在于两点：1. 美国企业主导的全球化分工 2. 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当全球化产业转移是输出国主导分工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产业转移对输出国是有好处的，输出国保留了高端部分，或者说研发、设计、管理等核心价值。当全球化产业转移是以输出过剩生产力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产业转移对输出国是有害的，一方面输出的生产力对本国产业形成竞争，另一方面投资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依然会存在，投资回报率会持续下降。
日本的全球化，更多的是对过剩生产力的输出，依靠国外廉价劳动力和低廉成本，甚至对本国的工厂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依靠本国工厂发展的企业，在汇率失去竞争力之后，逐渐无法承担高昂的成本而纷纷被收购。作者非常推崇苹果的全球化商业模式，但是日本的企业无法做到这样的全球化模式，无法升级为高端部分，无法重现当年以索尼为代表的日本创新的辉煌。
第二产业的兴起与衰落
战后第二产业成为东亚发展模式的核心，出现了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成功案例，亚洲四小龙甚至是战后唯一从一穷二白发展到发达国家（人均 GDP 2万美元）的成功案例。主要原因有：
- 第二产业容易迁移，后发优势带来的生产率大幅提升；
- 能够解决大量就业问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能够解决大量基础就业；
- 全球化产业分工导致欧美有强烈意愿向亚洲国家转移第二产业。
当前第二产业衰落的原因：
- 内因：后发优势的消失，无法通过投资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 核心：之前的科技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当前的科技发展削减了大量的工作岗位，科技越先进第二产业就业总人数就越少；
- 外因：全球化产业分工遇到瓶颈，欧美自己的产业升级乏力，对抗加剧等。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第二产业中的科技主导研发部分，附加值高，归属于第三产业；
- 第三产业无法迁移和进行全球分工，能够消纳大量就业，并提升第三产业从业者收入；
- 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率可以持续提升，并且在当下来开，生产效率持续提升中并不会削减大量工作岗位；
- 很多是生活资料再分配，例如酒店服务业等。如果说第二产业是生产，第三产业很多时候承担了财富再分配的作用。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几百人，一个工人生产的工业品可以供给上千人，只需要很小一部分人（20%左右）进行生产，就可以满足社会全体的物质需求。但是如何进行有效的，市场机制下的分配呢？第三产业承担了很大的责任，例如围绕富人开展的各种服务业，遛狗、陪玩等等，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但是承担了很大的重新分配的功能。
总结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发展的教训
发展模式：1. 通过产业转移，后发优势，快速提升生产率；2. 当生产率提升出现瓶颈时，通过凯恩斯主义等宏观政策等，增加负债的方式发展经济；3. 当全部失效之后，就会进入漫长的发展瓶颈。
教训一：慎用宏观政策；教训二：有病早根治；教训三：结构重于需求，改革重于刺激；教训四：回归价值的本院——现金流，DCF估值法是根本
如何提升生产效率和经济整体竞争力？
当下经济发展，失去了后发优势、投资边际效用、全球化出口三大引擎，必然要寻找新的增长点，而新的增长点的核心，在于持续提升生产效率。
日本模式的突出特征是政府引导、主银⾏制、交叉持股和终身雇佣制，集体主义⾊彩浓厚，这个体系的优势在于资源动员能⼒。政企协同，银企协同，劳资协同，政府压低资⾦成本，⾦融机构将⺠间的储蓄导⼊重资产的基础⼯业，企业开展⼤规模的投资，拉动GDP增⻓。⽇本模式的成功要有两个条件，⼀是市场空间⾜够⼤，不⽤担⼼产能过剩以及产能过剩引起的投资收益递减；⼆是能够以低成本获取⼯业技术。当国内外市场饱和，美国开始限制技术输出时，这两个条件就都不成⽴了，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到来，增⻓的动⼒必然从投资转向创新。⻓于资源整合的体系在创新⽅⾯却是个跛脚鸭。
日本乐天集团创始人三⽊古浩史分析⽇本经济停滞的原因⼤致有这样⼏个：
（1）政府官僚机构主导的产业政策，抑制了私营部⻔的竞争⼒；
（2）过度监管，保护落后，压制创新；
（3）年功序列制等传统管理⽅法已成企业提⾼竞争⼒的障碍，有创造⼒的年轻⼈不能凭业绩升迁⾄重要岗位；
（4）终身雇佣制，劳⼯⽣产效率低；
（5）⼤公司结成游说集团例如⽇本经团联，寻求政策保护，排斥创新竞争；
（6）社会封闭，国⺠意识保守陈旧。臃肿、僵化的政府官僚机构主导下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不仅使增⻓减速，⽽且国家积累了⼤量债务，需要 改革开放。
具体⽽⾔，减少政府⼲预和保护性政策，放松和解除管制，将基础设施等公⽤事业私营化；从私营企业部⻔选任政府官员；破除终身雇佣制，增加劳动⼒的流动性；采取更为开放的移⺠政策，吸引国际⾼端⼈才和⻘壮年劳动⼒；⼤⼒推⾏英语；改⾰同质化、⾯向知识记忆的教育，⿎励⽴思考和不同观点的争论。
关于投资拉动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的讨论
首先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长期低利率，低通胀，企业贷款扩大生产和投资的意愿非常低？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投资回报率长期低迷，而不是辜朝明所谓的宏观刺激力度不够，或者政府没有带头投资。决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者进行投资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资金成本和投资回报率。如果投资回报率远高于资金成本，为什么不投资呢？我们知道日美之间有着巨额的carry trade，也就是日元的大量贷款，宁可去买美国的国债，也不投资日本的实体经济，可见日本的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之低。
下图比较直观明显的展示了单位资本存量的GDP产出效率，明显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有曲折，但是一直处于较高水平。08年经济危机4万亿刺激政策之后，开启了以信用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在最近的10年中，单位资本存量的GDP产出效率持续下滑。
引用一篇经济观察网的相关文章《中国资本回报率估算》。
2012年之前我国资本短缺、大量的投资有利于技术的进步，而之后投资过度、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出来。目前我国资本回报率到2022年已经降至8.6%，在2020年时一度掉到5.6%，净资本收益率在2022年已经下降至5.7%，距离4%越来越近。根据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率的关系，中国资本净收益率可能在2027年降至3%，在2030年降至0%。
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税后资本回报率稳定在4-5%之间。为何会稳定在这一水平？主要是人性决定的，资本主义理论是建立在私利最大化基础上的，如果资本回报率低于3%，按照单利计算需要33年才能回本，资本家可能在有生之年都看不到投资回本的时。2008年以来美德的税后资本回报率平均在5%以上，法国和日本的税后资本回报率在4%左右，其中日本甚至多次出现低于4%、接近于3%的时期，这也是其私人投资长期不增长的原因。
提高资本回报率的有效方：
加快金融领域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市场化改革：利率需反应真实资本回报率，利率过低会导致投资过度。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助于讲资本流向最需要的地方，也就是资本回报率高的地方，而不是资本回报率低、资本过剩的领域。
加快实体经济市场化改革：国企和民企在市场竞争中保持平等待遇，才能保障生产要素在各企业自由流动，尤其是信贷资源。消除金融错配，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可以提高信贷产出效率，提高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进而提高整体社会资本回报率。
加速服务业现代化发展：服务业是未来生产效率持续提升、容纳就业人数持续提升的重要关键，是我国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放松监管、加强支持，加速推动服务业的现代化已是紧迫之举。
技术持续进步：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表明资本存量的持续增加，只会让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而只有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增长，可以抵消产出边际递减的影响，促使资本回报率始终保持稳定速度增长。而让技术进步可以持续，必须加大改革开放，吸引全世界科技人才，打造国际教育和科研中心。
总结：
日本失去的第一个十年是体制成功的疯狂，对增长的眼红式追求，滥用宏观工具，以及无法应对泡沫破灭，无法进行有效改革，一直在掩盖问题。国内的重点脱离了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当然可以比秒经济过热，避免泡沫破裂后的经济危机，但前提是牺牲了经济发展。就好像胖子有肥胖症和三高的烦恼，但你不能用吃不饱饭的方式来应对，虽然吃不饱饭的瘦子自然没有这些烦恼。
日本失去的第二个十年是在大力治理资产负债表，坏账烂账，通过私有化活跃经济，这也是我们90年代体制改革的核心，只是当下和未来，我们是否又会重走这个老路，需要警惕。
日本失去的第三个十年实在佐证凯恩斯式的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和投资边际效用的递减。这一现象目前在国内比日本要严重的多，我们如何摆脱这种现象？如何有效通过投资大幅有效提升生产效率？是我们需要通过实践和时间回答的问题。
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我们如何有效持续推进 改革开放，是个难题。有效提升生产效率的核心，不外乎三点，一是后发优势，二是投资，三是创新。当前我们所谓的科创方法，是否能够有效带来创新，还是投资的持续浪费，这是个问题。
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中依然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和行业。
一、具有良好现金流和营收的行业：1. 消费零售类，以优衣库为代表；2. 医疗健康类
二、具有研发领先优势的行业：1. 化工类 2. 制药类
三、日本具有产业优势的行业：1. 半导体电子行业 2. 汽车行业
第一类具有良好现金流和营收的行业，是具有很大优势的，现金流最能体现企业在宏观经济瓶颈期的价值。如果第二类企业无法持续创新，将会沦为第三类企业。第三类企业如果不能进行有效改革，未来发展是否会重蹈日本钢铁行业、家电行业、手机行业等等的覆辙，就很难说了。
中国在未来具有价值的企业和行业。
作为后发产业国家，未来高增速赛道或、拥有核心护城河、现金流为王
- 能源转型 - 双碳
- 数据要素智能化
- 国产替代
- 新的需求新的行业，例如智能手机，待发掘
- 通过改革开放的红利，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
《动荡时代》
作者: [日]白川方明
原名：中央銀行 セントラルバンカーの経験し
ISBN: 9787521734393
《动荡时代》是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的自传，因此作者也借机在多处表达了自己很多不同于当局的观点（让人感到有种“told you so”的语气）。白川的职业生涯正好与日本经济腾飞、资产泡沫破灭、经济紧缩的时期重合：他1972年入职银行系统时正好赶上了日本经济腾飞的末期，他2008年入职央行时则是日本紧缩的末期。这本书里提到的有趣细节是，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股市市盈率平均达到了90，而美国90年代互联网泡沫时期平均市盈率为45。此外白川似乎为了强调自己工作有方，并不是尸位素餐，还强调了泡沫破灭、GDP低增长时期，日本人民福利（在某些指标方面）实际却有所提升，譬如劳动时长、平均寿命、收入和资产分配的平等程度、非经济价值等等。白川行长不可不谓深喑后增长时代的价值取向。
日本经济曾因其活力和增长而备受世界关注，但是在1990年后，由于资产价格（股票价格、地价）急剧下跌，泡沫经济崩溃，特别是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宣称陷入经济疲软的“迷失的20年”旋涡中。
虽然在2002年前后，日本经济在国外需求上升的拉动下有所改善，但是依旧不乐观。
这种迷失有多么可怕呢？
根据1993~2008年的数据，按当时的日元计算，自1993年首次出现负增长算起，到2008年，日本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05%。也就是说，日本经济在这15年中基本没有增长。
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经济衰退问题成为经济学家讨论的重点。从“广场协议”到人口老龄化，很多经济学家都有解释。有人认为是基建规模过大、货币政策失效、财政赤字扩大、各类税收增加、老龄少子化等诸多因素的叠加导致日本经济难以抬头。
那么什么才是日本经济中最大的问题呢？
2010年，以山本幸三议员为代表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认为，日本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通货紧缩。
他认为只要存在通货紧缩，企业就不得不裁员、日元就会持续升值，工厂将会迁至海外，导致失业猛增、工资下降、借款人的负担变得异常沉重。所以，他认为通货紧缩是加剧贫富差距、导致地方经济衰败的最大原因。
这一观点并非只是山本幸三一个人的看法，多数国会议员都持类似观点。基于此，诸多议员和媒体敦促日本央行实施大胆的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扭转局面。
但是，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持有不同的观点。
他在《动荡时代》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无论是谈论通货紧缩还是货币政策，都应该明确两个问题，即日本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物价下降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
为了更好地找到答案，他委托原调查统计局局长早川英男和时任调查统计局局长门间一夫进行研究。
他们以现实数据、相关企业的大量信息、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企业战略相关的管理学理论等为基础，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另外，日本央行的其他经济学者也对老龄化、少子化、 财政可持续性、地方金融机构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日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企业竞争力下降背景下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人口快速老龄化主要是指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如果未来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也随之下降，人们就会有意识地控制支出，从而导致物价上涨率降低。
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也表示：财富集中在老年人手中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消费力在减弱。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60岁的日本人都在干什么呢？在公寓里狭窄的阳台上养着兰花，牵着比猫还小的狗在家附近散步，这些朴素的兴趣就能让日本国民非常满足。对于这样一群低欲望的人，很难想象他们会穿着好看的衣服，化着精致的妆容，兴冲冲地去单身酒吧。“
很多老年人不仅不愿意消费，而且他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经验还促使他们不轻易购买他们不了解的商品，且极少发生冲动性购买，这对于刺激内需的确不能算是个好消息。
当然，也有人认为人口快速老龄化和物价上涨率降低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果关系)，即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致使劳动供给减少，反而导致物价上涨。
出现这种认识的差异在于二者所关注的是人口减少的不同阶段。基于未来收入减少的预期，在预计未来总人口会减少而现实中劳动年龄人口并未大幅减少阶段，降低总需求的作用更大，物价趋于下降；而在现实中劳动年龄人口转向大幅减少阶段，总供给能力下降的影响机制将占上风，物价趋于上涨。事实上，自2012年“团块世代”退休（65岁）开始，这种影响开始逐渐凸显。
另外，是日本企业竞争力下降的影响。
当出现负向需求冲击时，日本劳动市场倾向于企业内部就业保护。如果冲击是暂时的，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使企业留住拥有特定技能的劳动力；而如果是持续冲击的话，保留亏损业务的弊端就会显现。在这种经济结构下，随着持续负向冲击导致的增长预期不断降低，由于亏损部门缺乏价格竞争力，工资和商品价格就会降低，长期的物价上涨预期也会下降。
我们举个例子，在2011年，一台iPhone售价为500美元，零部件成本是173美元，组装成本仅为6.5美元，苹果公司可享有的毛利高达321美元。这表明，iPhone这款产品的基本设计及产品化的附加价值是相当惊人的。日本企业虽然为iPhone提供了不少零部件，但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过程中不断受到价格下行的压力，最终未能逃脱“廉价商品化”的命运。遭遇非价格竞争力下降的大多数日本企业，在长期雇佣体系下只能通过降低工资水平来削减成本，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此，伴随竞争力下降的经济低迷带来了工资下降和物价下跌。
劳动生产率并不是一个物理概念，而是指生产中的附加价值总额，也就是利润和工资支付总额除以相应劳动的消耗量。在生产过程中，虽然通过不断改进工序来削减成本可以增加利润，但通过新的创意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所带来的利润会更大。正如iPhone的成本分解所展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逐渐丧失了这方面的优势。
这样就解释了日本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竞争力下降的原因，正如原调查统计局局长早川英男所主张的那样，9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的信息通信革命与日本雇佣制度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兼容”。过去的半导体、液晶等高新技术产品的技术研发 (R&D)，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企业内完成的，追求自力更生的日本企业具有一定优势。而近年来，超越企业或国境的开放式创新逐渐成为主流。日本企业固有的长期就业体系导致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不足，也就不能很好地适应开放创新的潮流。
企业竞争力下降是因为技术进步的停滞，而技术的进步需要创新，人口老龄化降低了日本社会的创新能力。
所谓的经济增长，就是把今天生产的一部分价值变成储蓄，用于明天的生产，而这个生产过程可以创造高出储蓄的附加价值。但是，如果没有技术进步，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这个附加价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就会下降，即经济增长率下降。所以，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是必需的。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增长属于赶超类型，进入70年代之后，日本达到了世界技术的前沿，在汽车和电子产品方面产生了大量的创新，到80年代，它几乎垄断了家用电子产品的所有创新。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迅速崛起，而美国几乎垄断了这一领域的所有创新，中国大有赶超之势，日本则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所以，北大国发院姚洋院长认为日本20年的停滞最终是技术进步的停滞，而人口老龄化降低了日本社会的创新能力，从而进一步影响了技术的进步。
一般来说，人的科技创造能力高峰在年轻时代，比如，爱因斯坦的主要贡献都是在他25岁之前完成的。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其科技领先地位，和它开放的移民政策关系很大。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美国本土出生的年轻人多数不愿意从事艰苦的科技工作，大量拥有高学历的年轻移民刚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反观日本之前的移民政策一直十分严格，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老龄化。按照国际标准，日本在”广场协议“签订的1985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目前，日本老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29.1%，也就是说，10个日本人里，就几乎有3个老人，这不仅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限制科技创新能力。
如果日本经济发展所遭遇的问题是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未能突破老龄化制约下经济增长的天花板，那么它可能陷入了高收入陷阱。
在这种问题下，最突出的表象是泡沫经济的形成和破裂，但是无论是泡沫经济还是货币政策的调整都属于短期宏观波动范畴，这很难解释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20年的停滞。
想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长期因素中寻找答案。作为和日本毗邻的亚洲经济大国，中国和日本在经济发展路径和模式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日本在近半个世纪里所经历的从繁荣到停滞，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可以使中国经济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避免重蹈覆辙，从容应对不确定性。
《战后日本经济史》
作者: [日]野口悠纪雄
原名：戦後経済史
ISBN: 9787513913843
《战后日本经济史》也属于作者日本前大藏省长官野口的半自传，着眼于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历程，时间范围更长。其中提到二战对日本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并未指导民众如何应对空袭，导致许多日本人丧失了生还的机会。且德国在1945年5月投降后，日本政府一直拖到6月才投降，其背后的原因作者认为是政府官员拒绝承担责任。此外，昭和之于日本人就像80-90年代之于中国人，是因为昭和三十年在生活方式的方面是现代日本的起点，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在昭和时代经历了高速的提升。此外作者提到的一个信息也非常惊人：1990年资产泡沫末期，日本周边公寓价格为人均年薪的10倍。而2021年北京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7.5万人民币，北京周边（昌平）的60平米公寓价格约为240万，是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的32倍。假设可支配收入是年薪的70%，日本在资产泡沫高峰时期的住房价格也仍然只是可支配收入的14倍……
在战后历史上，日本经济的腾飞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激起了世人经久不衰的兴趣——起初那被看作是一个奇迹，后来变成了一段历史，但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谜团。有些人认为其原动力是某种特殊的东方价值观或“勤劳革命”，有些人强调外部环境和战后特需促成了这一繁荣，但更多的声音则归结于日本特殊的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日本经济学者野口悠纪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中的观点，大体上属于最后这一派，不过他着重的并非著名的通商产业省，而是一种在战时为了举全国之力支撑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他称之为“1940年体制”，认为正是这构成了战后日本的基础，也是“日本经济奇迹”起落盛衰的真正谜底。
显然，这种制度设想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经济本身的逻辑，因为当初的“改革派官僚”构想、推行对产业实施国家统制的根本目的是政治层面的：动员全国所有资源赢得战争，而具体做法如国家控制企业、打击不劳而获的特权阶层、进行税制改革以改变以往新兴产业未被充分征税的状况、大幅削减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把农村地租由实物支付变为现金支付以减轻农民实际负担等等，最终都是更充分、有效地掌控全国的资源，提升一个财政-军事国家应对内外部挑战的能力。这一方面使企业活动纳入了国家军政体系的轨道，很多企业均是由政府扶持，依靠军需生产而快速成长起来的，而通过提高关税和产业制造许可，还迫使外企撤出日本；另一方面，则大大强化了从社会的汲取能力，筹集了军费，而确保农村脱贫则保障了军队最重要的兵源稳定。
这些做法，在战后的确很长时间里都延续了下来。研究日本战后史的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就曾说过，日本大企业中只有索尼和本田是完全诞生于战后，其余都曾在战时或战前受到政府的扶持，官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典型画面，便是一小群官僚精英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对国家经济实施长远的规划。因而《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的扉页就引用了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动荡时代的管理》中的箴言：“只有管理者，而非自然、经济法，或者政府，能够使资源变得有效。”只不过在战后日本，这些管理者本身就是政府的一部分，并且是出于国家总体目标的考虑来干预经济活动。
在此，野口悠纪雄否认了那种“战后民主改革为日本带来经济复兴”的观点，相反，他强调是战时国家总动员体制和战时发展起来的企业成就了战后的高速增长。换言之，他着重的是历史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强调主导日本战后经济基础的制度，在战时就已经定下。这一主题在日本国内争论已久，桥本寿朗曾对三种基本观点（连续说、断裂说、战时源流说）做过详细梳理，不过日本学界至少有一点达成了基本共识：战前和战后的经济体制的确大不一样，战前以自由放任为主，战后则计划色彩浓厚。如果由此看来，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确实就应回到战争时期去寻找。
不仅如此，这种观点还能很好地解释日本在战后经济的盛衰起落。简单地说，它在短时间内可以充分调配、动员起全国的资源，实现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时局变化之后，同样的体制已不再适应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反倒成了绊脚石。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套体制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从国家的长远需要出发来投资重化工，做到有限而分散的民间资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另一面，这种国家干预的方式本身就使得实现现代化的资源分配违背了市场原理，最终当经济活动越来越趋于复杂的时候，通产省的精英即便再具有远见，也无法仅靠一小群人的预先设计就能有效指导经济活动了。在此，野口悠纪雄也直率地批评了安倍晋三内阁的经济政策并非“摆脱战后体制”，而是向战后体制的回归，因为其基本方向正是否定市场的作用而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在论述这些大问题时，野口悠纪雄可谓举重若轻，和一般的经济史著作不同，他以非常深入浅出的语言解释了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活动现象之间的关联，甚至还不时穿插自己自战时以来70多年的生活经历（他本人刚好和“1940年体制”诞生于同一年），以自己在大藏省任职、在美求学的所见所闻印证这些观点，使得他提出的看法既是学术见解，又有几分像是一个老人饱经世事之后的“人生感悟”。他的洞察往往基于强烈的直觉，因而他在1980年代全日本狂热地相信“美国已经不行了，未来属于日本”时，本能地感到“这里面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和他在两国所见到的情形不符，相反怀疑日本的飞跃仅是“镀金”。1987年，正是他率先撰文指出，日本当时的地价上涨是泡沫，事后他的预见性得到了充分证实。不过，也是因为这种写作风格，他的著作在日本的影响力主要在大众而不在学界，不少经济史学者认为他观点太鲜明，对细节的把握不免粗糙。
不论如何，这不失为一家之言，但也因此，“1940年体制”在本书中几乎成了对战后日本经济史的万能解释——这当然有解释力，但却未必充分，既忽略了战前积累、战后民主改革对经济活动友好的政策、对美国的搭便车以及后来老龄化少子化对劳动力的变化，也过度强调了官僚体制的力量。不仅如此，正如霍布斯鲍姆等人曾指出的，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国家力量介入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各国的常态，甚至欧美也不例外，直至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主政后才大力转向市场化为主的新经济政策——其利弊则争论至今。就此而言，日本的“1940年体制”似乎也没那么特别，但问题在于，为何这种体制在日本特别稳固持久？
在此或许还可以追问：如果说是1940年体制奠定了此后的变化，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当时这种体制的确立？仅仅战时需求并不足以促成这样的制度变革。欧美适应这种战时动员的机制即著名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有时也被称作“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是强大利益之间的结合，但却并不像日本这样将全社会的资源全面掌控；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无疑极为强大，但这并不影响它实行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而像艾森豪威尔总统那样警惕这一复合体可能劫持国家政治的公开呼吁，在日本政界恐怕也不可想象。事实上，日本一向主张民营部门分担国家的经济职能，政府和企业共同改善经济问题，促使市场发挥实现国家经济目标的作用，至迟在明治维新时的《教育敕语》中就已提出“一旦缓急，则须义勇奉公”。这意味着，战前日本企业虽然相对自由，但政府原本就一直保留有干预和统制的权力，“1940年体制”隐含的基本理念“企业必须为公共利益做奉献，而不得追求私利”早就在全社会深入人心。
正如野口悠纪雄自己也意识到的，战后实现经济奇迹的另一个大国：联邦德国，和日本一样要求大企业承担公共责任，强调企业内部的劳资协作，赞同政府对市场加以严格限制，具有统制经济的倾向。当时面对这两个战败国经济的兴起，美国也都做出了压制性的回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德国并未像日本那样陷入长达20年的“平成不况”。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就远非仅仅经济学能解释的了，倒不如说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战后日本对美国是一种依赖性更强的单边结构，但联邦德国却是一直处于一个多边框架内。这样，虽然德国经济在1970年代就已遭遇到来自外部的强大冲击，一度陷入“滞胀”，但它可以转向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借助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来缓解这种冲击；而在政治上，德国也能更坚决地转向发挥市场力量的思路，并在货币政策上顶住美国逼迫德国马克过度升值的压力。
相比而言，日本的困境在于，它的战后经济体制能很好地优化全国的经济资源，但这本身却基于一种静态的设想，前提是有一个稳定不变、且日本能阻挡其渗透的外部环境，然而，当美国开始反制、尤其是冷战结束带来外部环境剧变时，它却迟迟未能及时应变。不仅如此，前些年日本社会甚至反倒出现了一种声音，向往起江户幕府时代的安宁，认为那时日本安定祥和、不假外求，尚且不用像后来那样“到世界上去讨生活”。
这恐怕就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体制带来的惯性而已了，倒不如说隐含着日本作为一种相对孤立文明的特性：日本人极其擅长在一个稳定环境下充分利用资源，但却非常不适应一个动态、复杂多变且不可控的环境，而这却是英美自由主义对市场的基本设想，认为这才是“自然状态”。对日本来说，泡沫经济的破灭和冷战的终结所带来的外部环境剧变，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挑战、政治挑战，甚至可说就像晚清的中国人在面对外部危机时那样，是一种触及思想深处、文明层面的挑战。日本近二十多年来的蜕变之所以艰难困苦，恐怕正在于此吧。
中日的相似之处有：从发展历程来看，
（1）中日都是通过资本深化和技术变革实现了（或正在实现）转型，即所谓的“弯道超车”，
（2）中日均经历了对美出口贸易盈余扩大导致爆发贸易冲突；从社会结构来看
（3）中日均面临（或即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从经济结构来看
（4）中日政府均存在债务问题。
中国则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期，未来的经济增长势必与前10年、前20年不同。相应的，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也将随着“新常态”进入新阶段。拍拍自己的胸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无法改变的。
白川方明.动荡时代[M].中信出版集团，2021.
西野智彦.日本的迷失·前夜：1992-1995[M].中信出版集团，2017.
轻部谦介，西野智彦.日本的迷失·崩溃：1996-1998[M].中信出版集团，2018.
西野智彦.《日本的迷失·真相:1998》，中信出版集团，2021.
王煜全.暗趋势[M].中信出版集团，2019.
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保罗·莫兰.人口浪潮[M].中信出版集团，2019.